散文在中国应该是最为成熟的文体之一了。它不仅在古代有辉煌而悠久的深厚传统，在现代也算是成就最高的文学门类。直到今天，许多人回忆起白话文革命时期的文学时，他可以用嘲笑的口吻谈论当时的诗歌的粗糙（如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和小说的稚嫩（如巴金早期的小说），但在散文的成就面前也不得不肃然起敬。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就认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朱自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论述五四以后的文学时，认为“最发达的，要算是散文小品”，它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那时，鲁迅等一大批散文大家的话语实践，把散文证实为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自由的显现方式。

　　经过几十年的挫折和中断之后，散文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又重新风靡一时。兴许是因为现代媒介的发达，以及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散文才以其短小、明快、贴心的特点及时满足了现代人的精神吁求。但这种表面的繁荣并不能掩饰散文内在的贫乏。我认为，整个九十年代所出现的众多的散文家中，除了少数的作者在苦心经营散文艺术和散文精神之外，更多的人，则悄悄地把散文改写成了一种新的话语工业：或实践轻松美学，或展示阔大命题，或捍卫私密话语，或贩卖异邦知识，或在历史追思中煽情，或在自我炫耀中感叹……惟独缺乏对有尊严的心灵品质的吁求，以及对有风度的自由心性的训练。它回应了九十年代日渐琐碎、庸常、屈辱的现实，并日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消费环节。散文精神的匮乏是如此的尖锐，以致散文数量的高度膨胀成了一种尴尬，因为这种数量表明的不过是现代人在使用语言能力上的退化，而在散文本应有所作为的领域——提供准确的时代证词，开创一种新的发现方式，或者在心灵奇迹的制造上，却是一事无成。这意味着，当下泛滥的散文作品除了能成功地埋葬作者自己之外，对人类在精神探索的内在挺进上并无多大的助益。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最好的散文篇章都是出自那些现代作家的手中？散文的语言，散文的形式，散文的精神，等等，在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等人那里，几乎臻于化境，而在当下，大部分散文却沦落成了一种令人厌倦的话语泡沫，或者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个人感怀。只有一种解释：当代的散文作家在自我认知的挺进上，在个人心灵质量的建筑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现在看来，由于受当时那种宽松的现实语境的影响，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那批现代作家在心性上的自由和丰富是无以伦比的，难怪周作人会说：“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近代散文抄·序》）

　　当代的散文也算是兴盛发达的了。但当代的散文作品读得越多，你就会越发觉得王国维的话是对的，他在《人间词话》里说：“散文易学而难工。”包括许多成名的散文作家，你在读他们的文字时，也总能觉出里面有那么一个放不下的架子一直横亘在我们面前：要么是作家自己故意摆出一个姿态（追思呀，怀旧呀，悲悯呀，自我陶醉呀，或者农民式的矫情，等等）来，以获得一个虚伪的高度；要么是作家在散文的语言结构上过于用力，露出了太重的人工斧凿的痕迹，没有了散文本应有的松弛、自在的神韵。真得散文精髓并富有原创性的人实在不多，除了王小波、史铁生、贾平凹、于坚等少数一些人。

　　当然还有李国文。

　　喜欢李国文的散文，是因为他的文字不仅自在，而且老辣，见修养，也见性情，貌似随意，其实是一种气定神闲后而有的潇洒。他自己也说，安闲、怡乐、平易、冲淡是写作散文的一种适宜心态，“太强烈，太沉重，太严肃，太紧张，散文的‘散’的韵味，随笔的‘随’的特性，也就失去了。……‘散’是一种神态，笔下出来的却是冲淡、飘洒、不羁、隽永的文字，它和松松垮垮、不着边际、信马由缰、跑肚拉稀的笔墨，不是一回事。”（《李国文散文·自序》）可见，李国文对散文是有自觉的认识的，尤其是他的“‘散’是一种神态”的表述，令人回味不已。

　　多少年来，关于散文的“散”如何理解的问题，理论界一直都争论不休。有人说，“散文忌散”：“散文并不是要写得散，而是和其他文体一样，要写得集中紧凑。”（师陀：《散文忌“散”》）有人说，“散文贵‘散’”，“‘散’正是散文的特质”。（王尔龄：《散文的散》）“散而漫之，是散文的个性，抹杀、否定其散而漫之的特点，无疑取消了这一文体的存在。”（范培松：《解放散文》）而影响最大的，当数萧云儒提出的“形散神不散”的论断了：“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形散神不散》）但也有人认为“形散神不散”的论断，容易导致“单线推进”或“文末点题”的写作套路，“往往在繁复的现象中，抽象出一个单薄的理念”，从而主张“形散，神也要散”。（谢大光：《形散，神也要散》）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字面上的争论，真正落实到散文写作中，作家是决不可能机械地周旋于“形”、“神”之间的；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心灵的私语，能否将散文写好，关键还得看作家是否有语言上的造诣，以及是否有大质量的心灵。因此，我更愿意接受李国文的“‘散’是一种神态”的解释，它与朱自清的散文之散当为潇洒自然的意思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不像诸如“形散神不散”之类的观点那样，把散文的特质说死，毫无回旋的余地。——散文作为最自由的文体，理应有最自由的理解方式。这并不等于说散文的写作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它同样有着内在的限制。按李国文的理解，自由的后面其实是一种更需认真对付的写作难度。

　　如果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散文，似是散淡任意的文字，随笔，似是随手拈来的笔画。其实不然。散文，是不能散乱，随笔，是不可随便的。看起来，你可以做出散碎轻松，不加经营的样子，或者，做出随意自如，漫不经心似的神态，实际上却是要认真对付的。看起来篇幅不大，着墨不多，但要涉笔成趣，意境深邃，却是很难的。在有限的篇幅里，白云苍狗，镜花水月，山南海北，大千世界，写出一番无垠的天地，则更是不容易了。（《李国文散文·自序》）

　　显然，“散”作为散文的“一种神态”，背后隐藏着丰富的艺术含量，它既可以说是外面的话语表情，也可以说是内在的心灵风度，重要的是作家这个主体如何把握和呈现它。所谓“散文易学而难工”，我想，“难工”的正是文字如何才能有潇洒自然的神态。李国文是深谙这一点的。他的散文，多用口语，行文如同日常说话，“涉笔成趣”，舒适而自然，但由于多为表达自己心声的缘故，往往也“意境深邃”，自在下面凝聚着一股沉重感。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他写人，这人的性情跃然纸上；他叙事，这事会变得趣味盎然；他说理，那理不仅发自胸臆、气势如虹，还因多为我们闻所未闻而令人忍俊不禁。可以肯定，李国文在写散文的过程中那真是有一种快乐的，他的散文，大约也可称之为快乐散文。读他的文字，我总想起苏轼那段著名的话：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类。（《春渚纪闻》卷六）

　　大凡这种“尽意”的文字，本来是很容易失控，也很容易模式化的，李国文的散文之所以能“尽意”而又不失控，确实全仰仗于他深得“笔力曲折”的个中三昧。比如，他有一组著名的文章，分别叫《舌头的功能》、《鼻子的功能》、《头发的功能》、《屁股的功能》，着眼点虽小，但作者纵横古今，大胆设论，以小见大，意在言外，读之真叫人拍案叫绝。以《舌头的功能》为例，作者先说“舌头的功能，一是吃，二是说，好吃不好吃，会说不会说，全由舌头决定”，说到吃，首先想到“讲究口福的官”，“应当承认，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扬光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五千年来这班能吃、好吃、善吃、懂吃的大小官僚的嘴巴。而要评功摆好的话，那极善品味的舌头，应该是中华美食走向世界的功臣。”一想到是官员们的舌头不辞劳苦地吃，才将中国菜吃成了世界水平，作者忍不住感叹：“真是应该向他们的舌头道一声辛苦，向他们的舌头致敬的。”反讽颇为“尽意”。接着，作者笔锋一转，说到明代名相张居正喜欢吃“鸡舌羹”，“这舌头吃那舌头，吃得如此刁钻促狭，挖空心思，也算把食文化推到极致境地了。鸡舌并非凤髓龙脑，倒不难求，但是，得需多少鸡舌才能烧出一碗羹来，那可就令人咋‘舌’了。”就是这个张居正，“不但善吃，同时也善溜舔，舌头的功能，在他这里，也算是得到超常发挥了。”从这里，作者开始转向舌头的另一个功能——说，看这个舌头是如何在官场兴风作浪的：

　　当年，张居正舌头一动，断送了高拱，拉拢了冯保；现在，一个更得宠的太监，在万历身边，张诚舌头一动，把罪状一条条呈给皇帝耳边；而那个高拱，别看败在他手，临死之前，趁舌头还能动，又搞了一份《病榻遗言》告上去，历数张、冯的罪恶，火上加油，促使万历下了决心，在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终于抄家夺爵，总算给他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戮尸。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张居正，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败，也与舌有关。”“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舌头要想抬爱什么人，贬低什么人的话，在嘴巴里拐个弯即可。所以，打小报告的舌头，出卖朋友的舌头，煽风点火的舌头，添油加醋的舌头，几乎没有不得逞的。”看来，陆龟蒙的“古来信簧舌”的感慨，确有几分道理。最后，作者还说，要是舌头“一旦成为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时”，“老兄，给你提个醒，无论对自己的舌头，还是对别人的舌头，无论对当面的舌头，还是对背后的舌头，都得十分小心才是。千万千万！”

　　这真是一篇“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好散文。通篇旁征博引，“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看似散而漫之，实则如行云流水，把舌头的物质功能（吃）和人文功能（说）表达得淋漓尽致，对现实的讥讽也入木三分，这样的散文，正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怎么写》）类似的篇章，在李国文的散文里，还有不少，像《张洁得壶》、《“不娶少妇”》、《“东坡肉”考》、《“半夜不眠听粥鼓”》、《文人风骨》、《朱皇帝的残忍》等文，都和《……的功能》系列一样，主旨虽然明确，行文却是散漫，情与思虽然紧紧交织在一起，但作者的思路却不受这个限制，一直非常放松，或语言，或立意，无不洋溢着潇洒自然的神态。

　　为什么李国文的散文能如此放松，神韵自然呢？我想，它并非徒有一个故作轻松的姿态，而是得力于作者有思想，有学识，视野开阔，写作的思路宽广而高远；加上他没有作文架子，也不是摆出一副教导人的姿态行文，就连语言，也多用朴素而俏皮的字句，散文的味道不知不觉就非常充足。这是一般人学不来的。比如，李国文喜欢“援古而证今”，可他对历史的了解，多以原始的史料为依据，不像一些人，道听途说，把历史当幌子。他在多篇文章中写到张居正，却决不止于他善吃和爱美人的流传，对张的政绩也多加客观分析，在《话说张居正》一文里，甚至还列出了张在改革前后太仓银库的银两数目，并加以比较，一看就知道作者对明史素有研究，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史识。

　　中国文人自古有重史的传统。“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但如果把史当作死材料，那就毫无意义可言。李国文的散文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能很自如地在历史和现实中穿行。面对历史，他虽然不一定赞成顾炎武所主张的那样，“无体国经野之心，不足以登山临水；无济世安民之策，不足以考古论今”（《与戴耘野书》），但持守顾炎武所言“文须有益于天下”这点，我看是大致不差的。他援古是为了证今，走向历史，是为了抒发现实情怀，所以，他从来不会在历史里留连忘返。历史只是为了帮助他更有力地走向现实。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庄子》散文的构思是“意在尘外”，我看李国文的散文也是“意在史外”，“意在言外”。

　　这个“意”，在我看来，就是李国文散文中的气。它是统摄现实和历史的潜在力量。他在文中一再提到的“文人风骨”，指的不仅是精神上的刻度，也是文章的气势。“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文者气之所形”（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观点，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依然准确而适用。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我愿意把李国文的散文看作是当代散文中“气盛言宜”的典范。尤其是在散文界充满萎靡之气的今天，文气正而盛的作家并不是很多。但我确实在一本二十几万字的《李国文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版）里，读到了散文的“散”，散文的“意”，也读到了散文的“气”。这些以表达作家个人的见解和经历见长的篇章，不仅体现了作家的良知，再现了思想的情趣和力度，在散文的艺术上所体现出的那种散淡放松的神态，也特别值得我们品尝。读李国文的散文我就想，我们常常记得“散文易学而难工”这话，面对散文空发哀叹，可我们为什么常常忘记“气盛言宜”呢？——这并非陈旧的说辞，特别是当散文的技巧、作家的聪明已经在散文界通行无阻的时候，我们重提“文以气为主”意义深远。我想，不仅作家的精神和气质是一种“气”，作家对语言和文体的运用也是一种“气”。没有“气”而只剩下技术，散文就无根了；没有“气”而信马由缰，那散文就真的散了。

　　李国文那些恣肆放言、散淡自在的文字，都是他的“尽意”之作，许多的篇章，气势一直环绕于历史和现实之间，“意之所到，笔力曲折”，也许，正式因为“笔力曲折”的缘故，他那些颇见风骨的“意”和“气”，照样显得冲淡而舒适，读者接受起来，完全没有金刚怒目、剑拔弩张式的强迫感。即便在文章最气盛的时候，李国文也没有失去“‘散’是一种神态”的写作定力，他是确实知道，自己是在写“散文”的了。

　　他进入的不仅是散文的写作，更是散文的状态。这样的作家委实不多。

　　这一话语实践的成功，再次告诉我们：散，永远是散文的基本神态（尽管它也依托于散文的内在气象）；惟有将“散”内在为作家的写作神态，好散文才可能诞生。其实，如果以“散”为神态，以“气”为统摄，你的文字放得再开，再散，它依然是集中而和谐的；相反，失去了“散”的神态，没有了“气”的贯彻，你的文字哪怕再集中，也只能是僵化而做作的。

　　这或许就是散文的秘密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