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远比黄州美丽。但是,正是这个僻远的黄州让他最终走向了成熟。
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是因为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当时他的人生境遇十分凄苦。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在他自己写给朋友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自从他出事以后,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我初读这封信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平素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
但是,一旦出事,他的朋友们几乎都不搭理他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
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
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
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原本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
但他的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
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阕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静无声,那么,迟早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他想,一段树木靠着瘿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
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
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
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