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现当代陕北籍文化界人物，在我心中就浮现出三个影像：张季鸾、柳青和张维迎。张季鸾是我的精神偶像此处不表，张维迎是经济界精英，其思想正深刻影响着社会。 而对作家柳青，我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当年“深入生活”长期居住的黄甫村就与我的老家隔河相望。在长安的岁月里，他曾多次到过我们村子，与我的不少亲友有过密切接触。他的妻子马崴女士不堪运动的折磨，生命就结束我孩童时代的嬉戏过的那个池塘里。前些年回老家，几位年长的老人还谈起1950年代柳青在村上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往事。

　　年前西安市长安区作协开会送给每人一本刘可风写的《柳青传》，王渊平主席盛情邀我参会因为工作没能前往，承蒙著名职工作家张来周先生闻讯馈赠送一册，初春时节几个夜半难眠之时，起身披衣开卷，读毕颇多感喟。

一

　　众人皆知，作家柳青是以长篇小说《创业史》名世,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中国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1960年问世后，当即得到官方舆论极高评价，被称为史诗性作品，当代文学的典范。

　　根据柳青的设想，他要从互助组阶段起，把当时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写成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全书共四部，其中第一部写互助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部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柳青本人也具传奇色彩，他为参与合作化全过程，创作小说，从京城一个猛子扎到西安郊区，挂职担任当时有西北第一县之称的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到神禾原南侧的皇甫村安家落户。

　　柳青不是那种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高产作家，《创业史》第一部四易其稿，就整整写了六年。尽管上演了手稿因文革失而复得的变故，1980年代，第二卷以上下册出版的薄薄两册明显给人有草草之感觉。但后面的几部直到去世确实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原因，传主女儿刘可风写的《柳青传》给出了信服的答案：除了文革运动的直接干扰，传主的思想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78年，病重的柳青年最后一次住院，想到写回忆录。他说：“我要从下层人物的角度写中国几十年的成败得失，也许提供这本资料比再写小说价值大。”为此他希望医生能再给他一年的时间，但终于没有实现。

二

　　过去所知道的柳青，仅限于因为他的“深入生活”。读过传记后方得知，他不但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其经历也颇为坎坷。他不但有在西安求学的经历，还直接参加过军事活动，更在陕北米脂参加过农村的实际工作（应该是这段经历直接影响到了他后来到长安落户，以及对农村问题的探索）；远赴东北大连主持过书籍出版；参与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创办，“神童作家”刘绍棠的处女作就是经柳青之手而问世；而与周恩来、高岗、江青、乃至刘澜涛、胡耀邦等高层的交集，作者以平实的语言道来，不溢美，不隐恶，不因政治风云变幻而改变其评价。作者是传主的女儿，从陕西一家出版社退休后就专注父亲传记写作，该书文字表现水准高于同代作家，其眼光和史识也不乏令人称道之处。

三

　　从传记中看出，柳青这个身重不过80斤，一身土气打扮的作家，其实在《创业史》之前已发表过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在当代农村题材作家中，也是中西文化修养较高者，在西安求学时已经能够用英文阅读西方文学名著，这些都是同代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山药蛋”派以及李准乃至浩然难以企及的。据说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要炮制《虹南作战史》时，创作成员人手一册《创业史》，欲以它为范本和赶超的目标。可见这些学养对于柳青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

　　此书作者在文革后期伺奉父亲直到去世，此书附录了“柳青和女儿的谈话”，则展示了柳青晚年复杂的内心世界。原来，柳青并不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始终不渝的虔诚歌颂者，因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内心充满了挣扎和彷徨。

　　据传记记载，早在1960年，柳青就对朋友说:第四部“大跃进、人民公社就不写了”。“若要写，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他直言“中国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通过具体实践，他认定农村的发展就应该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经过发展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大约十五年左右时间内才能发展生产力，使国家有了商品粮，农民才能真正摆脱贫困，日益富裕起来。柳青长期生活基层，面对人民公社的灾难现实特别是声势浩大的长安“四清”运动，作为一个有良知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作家，他的痛苦迷茫导致的思考也由之而产生。

　　晚年柳青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创业史》的集中精力写作，而是用更多的精力力图在全球视野中思考国家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教训。当年的长安县委副书记安于密回忆说：“六十年代初，正是我们批判南斯拉夫的时候，柳青说，南斯拉夫的合作化是接受了苏联的教训的，它真正采取了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办法，柳青非常反感用行政手段，强迫命令方式搞合作化。毕其一生，他不但从中共建政以后，就放弃了高官厚爵和京城的优厚待遇，一头扑下身子到长安农村创作小说，其实未尝不是要与亿万农民一起探索一条走向富裕和现代化的路子，为此，他直接参与合作社的创办、将自己的稿费全部捐出，从上书希望改变陕北耕作方式到建议重新划分省界，以利于经济发展，这些呕心沥血提出的建议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嗤之以鼻，但无改这个关心民瘼的知识分子的一片赤诚。

四

　　中学求学时代，柳青因拼命读书曾落下肺结核顽疾险些丧命。读书思考伴随了他的一生，书中写到：文革后柳青在北京住院，他读到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娜.阿利卢耶娃写的回忆录《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的英文版。一边看，眼泪大滴大滴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流。

　　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他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东欧改革的浪潮一定会影响苏联，无论早晚，中国改革的一天也终究到来。早在文革中他读了女儿借来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就说：“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间，所有德意志民族进步作家都出国流亡或在国内销声匿迹。这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学界道义水平高。”。读此书，他视为“晚年的一次享受”

　　他在体制内生活，历经战争、动乱，加上开阔的视野。他的见解无疑高于同辈那些作家乃至被极左思想长期束缚的大多数思想界人士。他很早就开始破除了对苏式社会主义的迷信，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的建立，对体制的弊端以及反对特权都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五

　　与赵树理、老舍等文革罹难者相比，柳青还算幸运，他活到了开始“解冻”的1978年，等到了中国向世界开始打开封闭的大门的那一刻。在当代作家里，我最惋惜的一个是郭小川，一个就是柳青。郭小川是在获悉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返京途中不幸遇难，年仅56岁，令人难以想象如果活到1980年代，这位被誉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会迸发出咋样的激情；再就是柳青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尽管扼住了时代的脉搏，但毕竟没有留下最后的绝唱。

　　再后来，随着清算极左路线和人民公社的终结。柳青也曾被人提起，但由于《创业史》描绘的历史成为既往，他的历史地位虽没有被如浩然那样完全否定，但也总似乎有几分言说的尴尬。今天随着更多史料的披露，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真相。譬如柳青当年在其作品如日中天之时，就不认可周杨认为《创业史》是“描绘合作化历史画卷”的说法，秉承中外创作经验，他是“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坚定践行者，一以贯之关注人的命运和喜怒哀乐。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其作品在难以避免局限的同时，毕竟还葆有那个时代的鲜活气息。

　　近一两年柳青先生的行情似乎见长，但我总从中嗅出某些难以言表的东西。正如鲁迅所言：中国自古少有抚哭叛徒的英雄。但不乏谬托知己、攀龙附凤的市侩小人。君不见多少当年的加害者，后来以受害者和先知先觉自居；多少当年不惜舍身”饲人“的脱离苦海者，如今反赞美起“激情岁月”而高唱“青春无悔”。

　　柳青来到这块土地上一百年了，离开我们也38年了。西谚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我心目中的柳青，越了解他愈感到他亲切可敬。

　　不管今后有多少油彩涂抹在他的身上，正如晚年的胡适对历史学家周策纵所讲的那样：柳青依然是我们的。